(失敗者回憶錄0721)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1950年代,父親參加過一個組織,據知是中共領導的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在1949年中共為建立政權而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政協中,有9名代表參加的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民促),主席蔡廷鍇是1932年淞滬抗戰中擊退日軍的十九路軍軍長,成員中有其後任香港《文匯報》總編的李子誦,還有一個是共產黨員、被派到民促實際擔任領導的司馬文森。司馬1946年任中共港澳工委委員,領導和統戰當時的電影界。父親與司馬來往頗密切,大概也在這時參加民促。司馬1949年後回大陸,民促在1949年後合併到民革中。那時香港民革的名義領導人是李子誦,父親與他一直保持聯繫。父親也與一些電影人組成定期聚會的小組,參加的有李晨風、左几、秦劍、吳其敏等人,但有一個非影界的陌生人常來出席,不記得他姓什麼,相信是進行思想領導的共產黨員。
父親積極靠近中共,但中共旗下的電影公司,如鳳凰、長城、新聯,從來沒有找過他拍片,一直與他保持距離。父親組織藝文公司拍片,每年國慶節在家中設酒會慶祝,左派頭面人物也會來。1955年《戲劇報》事件發生後,中國新聞社社長不斷來找他傾談,後來又同他一起去印尼,通過他向當地僑領統戰。1957年父親被邀請去北京,那是他在中共建政8年後,首次去北京與他的弟妹和故舊會面。蔡廷鍇題了一幅字給他。文革開始,父親在大陸的親屬紛紛因他的關係而受到牽連、批鬥。六七暴動期間,他沒有被知會要一起參加「反英抗暴」鬥爭,事業和左派的朋友關係也完全隔絕。在孤寂中,1968年他就搬去澳門居住了。
我倒是在這期間漸漸在左派陣營中冒起。「反英抗暴」期間,我參與了出版界抗暴的文宣工作,可以說是被倚重的「健筆」。其後辦《七十年代》因為受到北京高層的關注,中共香港工委的領導人也開始跟我接觸。但講到我父親,他們都有保留。1975年父親病重,想到廣州檢查,我問香港的中共頭頭,若我同去是否可以介紹關係,有較好照顧。回答是:由他自己去吧,你不要同去了。
我相信這都同中共的檔案有關。中共最重視一個人的出身,背景,若有所謂「歷史污點」,就被列為「不被信任」戶。生活在大陸會經受一再批鬥。生活在香港或海外較幸運,但那怕你多麼向中共靠攏,也只是「被使用」的對象,不會充分信任。在「被使用」者中,也將人分成好幾等。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檔案有些什麼,但在中共掌控之處,檔案就緊隨每一個人。
我那時候,大致上領會到中共對父親的「定性」,但我沒有能力為他辯解,也沒有去了解父親的感受。思之有愧,亦有憾。
妻子梁麗儀無論在香港讀中學還是到廣州讀大學,她都單純為了讀書,沒有要靠近黨組織的傾向,但因為她父親是1929年就在香港入黨的地下黨員,她哥哥也是黨員,根正苗紅,於是在大學時就被吸收進共青團,而其他極力想要入團的同學,無論多「進步」,也一直被懷疑。她在1970年因為我的關係被隔離審查,其後獲得「解放」,雖說可能與她的倔強有關,但也不排除中共組織在了解她的出身背景之後而讓她脫難。1974年她以「調幹」的方式來香港,雖說是對我工作的肯定和「照顧」,但相信也與她的出身有關。
文革時有紅衛兵提出「血統論」,在大字報貼出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儘管受到文革中央領導人批評,說「這樣提不策略,不利於我們爭取可以爭取的人」。但這是指「策略」,而不是指根本精神。對敵鬥爭是中共主要的思維模式,加上像影子一樣跟隨著每一個人的檔案制度,以歷史的純正清白去要求每一個人,以出身背景來決定對一個人的信任程度,可以說是中共百年不變的傳統。因此,滋生了紅二代,權貴獲家庭傳承,掌權者在這種政治「近親繁殖」中不可免地產生愚昧化趨向。
不過,隨著幾十年中共內鬥的曝光,「歷史背景」論和「出身血統論」實際上已宣告破產:連國家主席劉少奇,他的歷史背景都被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污名,連被黨章列為「接班人」的林彪,都被指為「陰謀家」,那麼對所有人講背景出身,講歷史污點,不是太滑稽了嗎?
由打江山而成為永續執政黨,就永續擺脫不掉對敵鬥爭的思維,在和平時期也如同置身戰爭狀態中,對內施政如此,對外關係也如此。今天自以為最被信任的人,事實上都只是「被使用」。因為政治的傳承就是近親繁殖。(39)
圖1,父親1960年組峨嵋公司拍金庸武俠小說電影,前坐左二為金庸,站立的中排左起:謝賢、上官筠慧、江雪、梁醒波、南紅。
圖2,1956年往廣州探訪在華南師範學院的梁麗儀和在華師的其他香島同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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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人生:那些年,那些事(李怡) -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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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開埠成為英國殖民地以來,就是處於中國大陸邊緣的華人社會中最接近西方文化之地。1923年,孫中山在香港演講時說,他早年的革命思想都源自香港。中國革命者、改革者、進步文化人一直以香港作避難所和尋求資源的寶地。在中國大陸不斷清洗中華傳統文化的長期過程中,香港雖受西方文化洗禮,卻保留了中華傳統習俗和一些人文價值。
晚清以來許多文化人都到過香港,但最大批來港的時期,一是1937年抗戰開始後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這一段,許多文化人避難香港,再迂迴去大陸的後方參加抗戰;另一是在戰後到1949年中共建政前,大批文化人為避內戰戰火也聚集香港。前一個時期他們大概只是過客,雁過少有留聲留痕。後一個時期南來文化人倒是留下些痕迹。我出道的上海書局,有一套小學語文、算術、常識、公民教科書,當時廣被香港的小學採用,是上海書局的主要收入來源。而這套書,就是1949年前,南來的作家、教育家孫起孟、宋雲彬、葉聖陶等編寫的。當然,我在上海書局時,他們已回大陸去了。
不過,南遷的《大公報》卻留下一批極有份量的編輯和寫作人,時有《大公報》十才子之美譽,李俠文、李宗瀛、陳凡、羅孚、金庸、梁羽生、高朗、趙澤隆等都屬才子之列,衍生的《新晚報》也寫手雲聚。這兩份報紙的報道、評論、標題、副刊的水準堪稱一流。我從1950年的中學時代一直到70年代都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開始投稿在《文匯報》的文藝周刊,這周刊也是借調《大公報》的羅孚去主編的。1970年我創辦《七十年代》月刊,啟動的作者群也在《大公報》的才子中約稿。因此,在我青年時代的閱讀和寫作成長中,《大公報》是重要一環。20多年前,我同陳凡、李俠文仍有通電話和偶而見面,這兩位在《大公報》中過了一生並以此為榮的著名報人,晚年都說,《大公報》現在是甚麼報紙他們不評斷,但總之已經不是他們服務的《大公報》了。
二戰後的香港,是形形色色的報紙出得最多的時代。報紙以港聞、娛樂、狗馬、副刊為號召,湧現了許多精采的副刊寫作者,有本土的,有南來的,他們以寫稿為業,多寫連載小說,有的日寫一兩萬字,不留底稿,不剪存,不出書,但文字水準都很高,著名作家有高雄、王季友、馮鳳三等,我從閱讀這些副刊文章中,獲益匪淺。
中共建政後,在一黨專政的收編之下,許多作家和文化人若不退化成「歌德派」(歌功頌德),就在壓制下變得思想枯竭了。不過,當控制稍稍放鬆時,自由思想就綻放出來,就像寒冬中突然有一天回暖,枯枝就爭分奪秒地冒出新芽一樣。在1957年反右運動前宣稱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期,以及大躍進失敗後從1962到1966年發動文革前,這兩個時期大陸的自由思想和批判社會現實的文藝作品放出異彩,那時我大量閱讀大陸出版的刊物,尤其是文學刊物,深被一些大膽揭露醜惡現實的作品感動。獨立思考、批判現實、干預生活這些觀念注入我的思想深層,可能成為我後來覺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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